品：王安忆的写作人生[图]

　　缘何踏上文学之路

　　已故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曾向我谈起过这个问题。茹志鹃生前接受我采访时曾经坦诚地回答：“我没有想要把安忆培养成作家。我倒曾希望安忆长大以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安分地治病救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安忆小时候就喜欢写作。小学二年级时第一次看图作文，别的小朋友三言两语就写完了，可她一节课还写不够，小脑子里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放学后她继续留下来写，一下子就用去了半本作文簿。从此，她用白纸订了个小本子，她把心里想的，嘴里要说的话都写到小本子上，后来写儿歌、写日记……

　　王安忆各门功课都不错。“文革”动乱开始了，重点中学也不能上了。不久，妈妈茹志鹃小心翼翼地包藏了十多年的秘密，被无情的造反派贴的大字报揭开在孩子们的面前，他们的父亲王啸平曾经戴过“右派”帽子。姐姐安诺为此大哭起来，安忆也哭红了眼睛，感到害怕。那时节，全家人惶惶不安。此情此景后来在王安忆的小说《墙基》里作过生动的刻画，超过当时成年人的想象。

　　正是求学时代的少女王安忆却没有学校可上了，这时多么的苦痛啊。姐姐安诺找到了办法，从同学处偷偷地借来了不少外国小说，有《牛虻》《安娜·卡列尼娜》《贵族之家》《罗亭》等等，大家秘密地轮流着看，有时候一本书只能在安忆家停留一个夜晚，于是姐妹俩便躲在小屋里通宵达旦地将一本书囫囵吞枣“吃”下去。

　　王安诺、王安忆姐妹在那个不让人读书的年代里，却读了不少中外名著，这对没有学历的王安忆后来能成为作家，而且是创作丰盈的著名作家，应该感谢那些文学名著的赐予。倔强的王安忆硬是通过拼命地阅读，把这段空白的学历给补上了。现在她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还带着研究生呢！

　　父母在她身上的影响

　　王安忆开始创作的初期，妈妈茹志鹃还看看她写的初稿提提意见，后来王安忆去北京文学讲习所(后改名为鲁迅文学院——作者注)学习时，把她写的《幻影》寄给母亲看。妈妈看了以后，回信时详尽地提了意见。但吃饭时茹志鹃和丈夫王啸平聊起了这篇作品，她爸爸也没说妻子的意见不对，只是说“你不要管她，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王啸平的“你不要管她”之说，使茹志鹃猛醒：是的，提这些意见为什么呢？无非是要她照我的意见写，要把她纳入我的思路的轨道上来创作，这有利吗？想到这里，茹志鹃深感老伴的意见是对的，“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当时茹志鹃立即追了一封信去，收回前信的意见，要她按自己的想法去改。

　　“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这恐怕和王安忆在创作上较快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有很大关系。在她的成长道路上，如果要说父母有点作用的话，恐怕这种方法让安忆得益匪浅。茹志鹃曾说：“我对安忆也没有刻意培养，主要靠她自己。在她幼时，我每天抄一首我欣赏的宋词贴在床头教她吟诵，为她讲解，这是一种乐趣，至于能起多大的作用就难说了。”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学启蒙和熏陶。

　　“我的时间大多在家里度过”

　　王安忆成名以后，记者采访她时，问起她社会活动以及如何安排写作时间，她说：“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工作，是个偏爱孤独和安静的人。我家里只有爱人和我两个人，没有孩子。其他亲人不住在一起。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家里度过，平时爱看书、看电影，最多的时候是看电视。”“别人把我的生活想得太神秘了，我过的其实就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有一次我在机场碰到一个工作人员，他认出我是王安忆后，就羡慕地问我你现在哪个国家，我告诉他在中国，在上海，而且一直在上海。”

　　当王安忆同记者谈到文学评奖时，她说：“我个人赞成评奖。写畅销书的人，他们的作品能在市场上有很好的回报；而搞纯文学创作的就只能靠获奖来得到肯定，进而推动书的销售，这能起到平衡的作用。你总不能让人家的书既卖不出去，又得不到奖吧。至于评奖，无论大小，没有一个绝对公正，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妥协而产生折中的结果，我觉得获奖总是很开心，没有获奖也不难过。”

　　“近来您正在写什么作品？”记者直率地问她，并请她谈谈自己创作的体会。

　　王安忆沉思了一会，说道：“最近正在写一个长篇，大约十万多字，以江南小镇为背景，写两个女孩子的生活与成长。”她还说：“我常管现在的上海叫‘草根期’。上海在我的嗅觉中始终是混杂着多种气味的综合体：油烟气、菜香气、油酱气，还有个气，就像上海弄堂里常有的那种，我是闻着这种气味长大的。所以在写作时，还可以依稀闻到它。衡山路的确很浮华，可是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平凡温馨的狭窄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