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城市重定位 长三角将会变“平”

　　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昨天全线通车，沪甬陆上距离缩短了120公里。而同样备受瞩目的跨江特大桥——苏通大桥不日也将通车，长江北岸的南通从此告别“南不通”。

　　但是在区域经济学者眼中，这两座大桥的意义远远超越交通设施的改善：它们带来的将是整个长三角经济版图的重构；长三角16城市因此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跨海追江”之后的长三角将演绎出何种精彩？16个城市又将如何重新定位？上海当下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沪通甬”新走廊

　　狼山无狼、观音山无山、长桥不长、南大街不大、南通南不通。流传于民间的“南通五怪”一说，有调侃，更有无奈。这五怪，其中尤以“南不通”为甚：向南只能依靠轮渡过江，每遇大雾或大风，轮渡必须停航。

　　在长三角另一侧，经济发达的宁波虽然定位于南翼副中心，但几乎从来就是偏安一隅。4个多小时的舟车劳顿，使宁波难以进入“沪宁杭”核心圈层。

　　两桥通车，情势大变。

　　摊开地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玉芳说：“两桥飞架，长三角将向两个方向突破：一是向苏中、苏北地区辐射，与东陇海经济区衔接；二是向甬绍地区渗透，宁波对温州、台州地区的中转、辐射功能将进一步强化。”

　　苏通大桥北岸连接盐通高速、宁通高速、通启高速，南岸连接苏嘉杭高速、沿江高速，这使得长三角在现有的南向辐射通道（杭嘉湖）和西向辐射通道（苏锡常）的基础上，又开辟出新的北向辐射通道（通盐连）；而温台地区乃至更南的丽水等地，将通过宁波这个节点，与上海这个核心枢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辐射力将通过大桥向浙东、浙南更广阔的腹地扩散。这意味着，在现有的“沪宁杭”版图之外，一个全新的“沪通甬”（南通—上海—宁波）经济走廊呼之欲出。

　　持同样观点的专家为数众多。他们认为，一直以来，淮安、盐城、宿迁、徐州、连云港等苏北５市，以及台州、温州、衢州、金华、丽水等浙南５市，接受长三角辐射的能力相对较弱。两座大桥打通了两大经济脉络，长三角的辐射功能将进一步增强：向北直达苏北、安徽，向南惠及浙南山区。假以时日，一个以“沪宁杭”、“沪通甬”为核心区，包括苏北、浙南和安徽部分城市在内的“大长三角”将崛起于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

　　16城市重定位

　　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等区域研究专家认为，长三角以往的城市空间格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点—轴”式形态。与这种“点—轴”式形态相对应，在长三角范围，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上海的距离。比如苏锡常，就是最典型的。离上海最近的苏州近水楼台先得月，经过短短10多年的发展，从一个水乡古城，一跃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跨国企业聚集的“世界工厂”。

　　如今，随着两座大桥的建成，长三角的城市空间格局已经从以上海为中心的“点—轴”式形态，演变为多点中心式的网络状结构。天堑变成通途，末梢变成枢纽，世代因水而曲的长江三角洲变平了；和“点—轴”式结构不同，网状结构意味着网络上各主要节点城市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通道，空间内任一城市都可能成为“中心”，都可能获得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也就是说，传统的地理中心概念因此而弱化，上海不再是唯一的交通枢纽，对于嘉兴、南通等城市来说，都能成为交通上的中心点。”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由此，城市间“均质化”趋势得到加强，产业将因此而重构，原来的经济洼地即将隆起。卓勇良解释说，所谓均质化，即是企业的经济活动，只要不是由于特定的资源因素，各个点上的生产经营成本大致相同。比方说，都比较接近消费人群，都能得到具有相当素质和技能的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地点的变更，也不会导致生产经营成本的大幅变化。

　　苏州的成长史一度让南通人无限艳羡。“下一个苏州就是南通。”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深信不疑。在他眼里，有个更大的上海：“东上海，就是浦东，西上海就是苏州无锡，南上海就是杭州湾地区，北上海就是南通。”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军说，城市间的角力并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寻找差异化优势，实现专业化分工错位发展的过程。曾经，长三角16个城市间的分工和定位并不明确，产业“碰车”几乎是家常便饭。如同南通定位于“北上海”一样，两座大桥通车之后，各个城市都在重新思考自己在区域内的分工和定位。

　　上海新机遇

　　作为国内最大的在线旅游服务公司，携程旅行网宣布将把呼叫中心从上海转移到江苏省南通市。这一决策的动因，是苏通大桥开通在即，相比于上海，南通具有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

　　携程并非个案。在区域经济重构的过程中，企业始终扮演着最敏感的角色。譬如，5年前在上海打拼的宁波慈溪市老板胡建立，得知跨海大桥建设的消息后，立即把原先在上海闵行的工厂搬到了紧邻跨海大桥的慈溪杭州湾新区，但把研发机构和销售公司留在了上海。据慈溪市上海商会统计，像这种一头在上海、一头在慈溪的“脑体分离”式企业，仅慈溪一地，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已达3000多家。

　　如今，随着两座大桥的建成，越来越多的长三角企业正在加速将自己的“大脑”和“四肢”分拆———研发或者销售中心放在上海，生产基地则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这种分拆，是长三角内部资源整合向深度和广度拓展的一个缩影。“显然，整合进一步强化了上海的中心地位。”沈玉芳认为，因“大桥效应”刺激，一些原本受上海商务成本高企、土地供应稀缺等因素制约的资本和产业，会加速流向周边城市；但与此同时，周边城市产业链高端的核心环节将面临上海等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上海的总部经济特色也将更加鲜明。

　　卓勇良则指出，长三角“跨海追江”之后，不仅企业和个人有了更多选择，不少二线城市也因此拥有了全方位选择的权利———借助大桥和其他交通网络，让沪杭宁之外的“小城市”能在寻求服务的时候更便捷地“走”到沪杭宁之外的其他城市，选择更优质的服务，用卓勇良的话来说，即对大城市的服务质量拥有了“用脚投票”的权利。这就对上海等城市的服务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卓勇良说，“譬如，浦东机场服务不好，就可以转投杭州萧山机场；上海洋山港服务不好，我们去宁波港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