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朱雪芹 |
农民工能真的成为新上海人吗?
秦:曾经韩正市长在我们这,着重就怎么推开外来务工人员的综合保险还做过一档节目。
朱:对,尤其在全国开两会时,发现上海在农民工综合保险上做的事还是在全国很领先的。
秦:你现在交的是综合保险,我知道里面有养老补贴,工伤、医疗这三块。今年有200多万农民工纳入综合保险体系,上海还有近400万农民工,有200万要纳入综合保险体系。因为你嫁的是上海人啊,所以孩子的教育问题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教育都不成问题了吧?可是其他农民工还会有问题。
朱:近年推出的农民工子女也可以再父母居住工作地,进行九年义务制就学,真的是个很好的政策,我最近也在调研相关问题。许多农民工把孩子接来上海上学,但政策也有一个农业和非农业之分,就是说,农民工不是农业的,他的子女就不可以接受义务教育,他还要交赞助费,其他各种费用。
秦:在没有政策的年代,曾经在上海有过农民工子弟学校,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被取缔了很多。后来发现这些孩子也需要有地方来接纳,不能让他们没学上。于是才有开放公立小学的政策。你只要在上海的务工子女都可以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现在上海有60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通过了各项办学条件的许可,纳入了民办教育管理当中,据说将来还有200多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纳入了民办教育管理当中。因为一个人在上海这个城市生活中必须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个新上海人啊。因为朱雪芹努力,刻苦,从农民工成为新上海人这条路她是走得很坦顺的,但未必每个人从农民工到新上海人都走得非常坦顺的。
姚先生:我一个人从安徽老家来上海十几年了,我来时只拿了一个小包,现在在上海也买房子了,娶了老婆,有了孩子,一半在上海过,一半在老家过。
秦:呵呵,姚先生告诉我们现在妻子,房子,票子,儿子都有了,您现在是做什么?还是在打工吗?你觉得现在是一个新上海人吗?
姚先生:对,在工厂里打工,现在还不觉得是个新上海人,因为还没有上海户口,但是很感激上海,现在孩子和上海小孩一样待遇,在小学上学,从这一点我很感激上海,很感激国家。
秦:这可能是从农民工到新上海人最大的一个门槛了,就是所谓的户口,陈老师能分析下农民工政策变化背后的原因是怎样的?
陈:文化大革命之后,对我们国家的命运,特别是经济状况有个高度的概括,就是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这种状况和我们当时的体制,观念紧密相关,就是因为我们走到了一条绝路上,现在开始要走一条生路,这个生路体现在各个方面,从农村来说,一个要解决落后生产方式的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大量剩余劳动了问题,那么农民工现象的出现,是国家现代化进程出现的必然现象。
秦:为什么说,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一个国家走入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陈:因为你要走工业化。我们当时提出四个现代化,现代化就包括一个工业化,工业化就和高度的,集中地,大规模的,高科技的生产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简单说吧,大工厂在农村是不具备的,在城市是具备的,而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也以城市作为代表,信息交流,人员教育实施等,这些都是农村所不具备的。一方面农村的限制和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城市要发展,工业要发展就需要工人和建设者。刚才姚先生说非常感谢上海,上海也非常感谢姚先生,因为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大量进入上海,上海要这样取得日新月异的新貌也是很难想象的。
秦:如果我们还是处于一种割裂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的话,是没有活力的,但为什么我特别想弄清楚的是,当初刚接受农民工来上海的时候,特别作为上海这样一个特殊文化城市而言,对外来人员总是有歧视的,我想,朱雪芹能清楚地感受到,也许每个上海人还能记得当时是怎么称呼打工者的,用什么样的眼神来看待他们的。同时国家、政府也提出我们要善待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是我们城市的建设者,他们对我们城市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看不到实际的措施。从2001年,2002年起,上海也是从02年开始实施外来务工人员综合保险的政策,也是近5年的事情,我们才开始关注他们的生活保障,他们的子女教育,现在嘉定闵行等区投资了大量的钱盖农民工宿舍,农民工公寓,为什么就在这5年里我们的政策争斗发生了变化而不仅停留在态度上?
陈:这就和我们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比如说,上海城区面积和70年代相比,几乎扩大了一倍,那么城区的扩大包括基本设施的建造,楼房,厂房这些东西靠谁来建设呢?上海本身当然有原有的建设力量,但这个力量不够的时候,又靠谁来补充这个缺口呢?所以现在农民工政策的改变和现代化进程要持续发展,这个历史需要是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是观念上的变化,一开始把农民工看成城市新的,补充的劳动力,其实农民工也是增加上海发展新的生命力,可能到现在包括在舆论上许多人还认识不够。比如,我们在讨论从农民工到新上海人变化这个问题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上海人看作高人一等了,就是你从农民工到上海人你是升级了,不是降级了,可能有这样一个潜意识包含在里面,上海本来就是一个四方汇聚的城市,比如,在我工作的单位,一个科研机构里最多有70,80个人,但这些人中土生土长,能说上海话的人也只有3,4个,都是各个时间段迁入上海的,有个有趣的现象,复旦大学有个学者叫贾植芳,他是山西人,那时他问我,你是哪里人,那我就告诉他,我的祖籍是河南洛阳,他就说,我们都是出口货,出口到上海,而上海就是这样一个容纳四面八方的城。现在农民工到新上海人,是他们命运的变化,如果我们能看到他们提供给上海一个发展的动力,一个新的因素,那么老上海人的优越感就可以自动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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