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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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非常感谢李连杰先生非常精采、发自内心、非常让人深思的想法，也是他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从他的讲话当中让我们想到慈善和公益，不是划等号的。很多时候我们考虑慈善公益的时候只考虑到一个点，基本上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证明自己：我还能够帮助别人，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到最后，自己得到了心理补偿。但是，公益可能理性上更大。李先生刚才所讲的不仅是一个点，怎么把点连成线？更重要的是这个线如何连成一个面，甚至是整个地球。这些，都是值得让我们深思的。像李连杰先生所说的，中国这几年的经济改革开放，我们这方面还属于是不断学习、跌倒的阶段，很多事情值得我们探讨。在座很多是商学院的学生，未来的责任很大。
接下来我们有专题探讨，顺着李先生所提的观点：人才的培养、企业怎样去做、企业现在碰到的困扰，我们会有一个专题研讨。这次的专题研讨，我们有三位重量级的人物，首先先把李连杰先生请回台上。
接下来有请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央党校法学硕士、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学位。91年创建万通集团，致力于行业维权和企业公民建设，对民企发展、公司战略、公司治理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欢迎冯仑先生上台。
刘晓光先生是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新资本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毕业于北京商学院，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商学院客座教授、北方交通大学、硕士博士生的导师，领导的北京首创集团是一家极具创新精神的特大型国有集团公司，获得2010中国商业地产领袖人物、2010中国地产新视角年度行业领袖人物、中国地产十年社会贡献人物、2005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4年中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等称号。
今天我们首先请嘉宾进行发言10分钟的时间，然后会请台下的嘉宾提问，做交流。
刘晓光先生，针对李连杰先生所探讨的企业社会责任，从你做这么多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来分享一下，您觉得企业落实这些社会责任方面优弱势和碰到的困难在哪里？
刘晓光：我们是企业领导人，刚才李连杰所讲的我也很受启发。04年的时候，我们专门组织了中国100个企业家，成立了一个阿拉善协会。这个协会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整体的投入了环保事业、投入了公益事业，这就是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体现。
社会责任角度来讲，有广义的、有狭义的，涉及到的方面很多，比如企业自身的问题，企业的良性循环、企业合理的纳税，企业对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还涉及到公益事业、环保事业、慈善事业。当然，还涉及到了其他方面，比如节能、不破坏环境等等。中国的企业，应该有很好的社会责任感、很好的社会责任体系。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社会责任的目标、愿景不清楚，大多数企业是这样。有的企业说我捐献了，OK了。有的企业说我做慈善了，很好了，但这不是完整的体系。第二是执行起来没有标准，很模糊。很多企业想做企业社会责任，但标准不清楚，执行起来很难。多数企业，说自己在做社会责任的事，但实际上做得很少，有的企业做得好一些，有的企业做得差一些。像沃尔玛做得很好，原来老挨骂，后来说人家社会责任做得非常好，详细的分解到每一个指标，每年还有会计解释体系。万科也做得不错，他们把社会责任落实到了价值体系中，落实到开发体系中，也做得很好。
对中国的企业包括个人来讲，我同意李先生讲的，我们将来做社会责任，包括具体的做公益事业，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我也同意李连杰所讲的人的培训问题。阿拉善协会是NGO组织，但我们也发愁，每年有很多的钱但怎样花得好、花得出去？也是问题，需要我们将来有大量NGO人才的出现。
主持人：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两个困难，一个是目标愿景不清晰。你觉得这是内部的问题？是内部管理层、决策层对公益愿景不清晰？还是对整个概念的不清晰？
刘晓光：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的问题，国家对社会责任的体系到底怎么看？怎么鼓励支持？怎么具体的从法律角度、道德角度讲有整体的构架？第二是企业的问题。我觉得最关键是领导人的问题，领导人如果很优秀，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能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将来让全体员工知道，对员工、对社会、对消费者、对整个的社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就会好得多。
主持人：在座各位，企业的社会责任还是归根到企业领导。我们需要的人才，不仅是公益的领导人才，对企业的领导也是很关键的。
冯仑先生，从你的经验，你做企业的时候，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你碰到比较大的困惑在哪里呢？
冯仑：刚才连杰也讲了，中国的增长很快，现在民营企业的捐款远远超过了国企，但民营企业只占了不到30%的公共资源，还承担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但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私募公益基金每年成长近50%，有1000多家了。这个过程中，有三个问题普遍存在。
一是公司经营战略和你企业社会责任的趋向、公益战略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怎样配合？现在看到很多质疑，这两件事混在一起了。比如说唐骏先生帮助新华都做公益，他捐款。成立公益基金的同时他又跑到基金会去做负责人。你是为了税务的安排还是为了做广告？还是围绕你经营的事情来做？这时候他整个社会责任的美誉度和实践过程中就打了折扣。我个人感觉，这两件事应该是貌离神合。在价值观上是一体的，像杜邦说的，不管做什么，价值观是神合，但公利和盈利，最好是两个团队各做各的。否则在中国的制度转型、道德环境里，你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二是如何可持续的问题。首先是个人如何可持续？很多宗教人士个人一生都在做，但是对企业来说，很难得企业家的大部分精力天天做这个。像陈光标天天个人去做，这样说他企业经营甚至公司运营都出了问题。这是你个人如何可持续，还有机构如何可持续？一个企业的营利事业，你裸捐就不可持续了。1956年中国的民营企业都裸捐过一次，成为国有资产，又饿死人，改革开放，再来一圈，不能裸捐，裸捐机构不可持续。捐多少合适？每个企业要有序的回馈社会，同时保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环境、竞争的体制，保证创造财富的机器还能够运转，就像杜邦，200多年来，你回馈社会同时企业还在正常生产。
组织上的可持续，李连杰讲得非常好，企业家做的工艺都是资助型的，比较能干的是筹款环节和捐款，剩下的需要大量人才，要形成类似产业链，整个分销体系。我有参与刘总、连杰发起的公益组织，我们开会最多是项目执行不了，钱给谁？比如环保，我们做的阿拉善，环保的NGO大量是草根NGO，一年连10万块都没有（花掉）。阿拉善呢，每年筹款好几千万，中间就断线了，进行得不是很理想。怎样形成大量的公益人才、公益模式和资助的评价体系？捐款总数来说，增长率很快了。围绕公益的整个链条，如果不建立起来这个可持续性也不行。
三、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转型环境中，道德上对诉求非常混乱，点非常多。任何事都有4、5种评价标准。你做公益，是道德上的宣誓，要高调？还是实践当中要务实进取？这两件事处理不好就像陈光标遇到的事情。牟利的企业，你要想成为道德圣人这是风险极大的事，除非你贴在墙上，你没有了，往生之后可能没有人说你的缺点。但只要你还活着，你做盈利事业，同时又在公益当中成为完人，希望大家不断的把你贴在首善的位置，实际上你过去的出生、历史、生意当中的矛盾、官司，总会被人挖出来。我觉得，每个做公益的人诉求点要很清楚。我们几个人是好朋友，我们比较共通的诉求是制度创新、模式探讨、务实、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环境。道德宣誓上，我们尽可能的理解，但是我们自己并不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谈这件事。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家做慈善事业，这三个问题要处理好。否则，一不留心就掉地上了。微博、互联网，基本你私奔都不消停，何况是“公奔”，做公益的事情？上海，是此次“私奔”的发源地。我觉得，今后公益这件事不能这样做，我们是“公奔”，要确定好我们自己在道德、行为间的平衡，要更多在行为方面做到推动可持续。道德方面，尽可能争取大家的理解，但自我的宣誓要减少。
主持人：冯先生提到的三个观点都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精辟。针对这三点进一步的探讨。首先，经营战略和公益战略，这两者间是挺难的，分开也不是、摆在一起也不是，摆在一起很容易混淆，分开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也会形成彼此不协调的关系。这个矛盾你觉得企业应该怎样平衡？平衡的机制、平衡的点要从企业里面的哪一环考虑？
冯仑：四年前设立公益基金的时候，我们学习、研究很多理论说法，但我们觉得我刚才讲的很重要，貌离神合，神合就是公司的价值观，不管是做公益还是营利事业。刚才讲到的环境责任。生命的责任、环境的责任，作为你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要一以贯之，不能说公益方面是一套，盈利方面是一套。治理结构要分开，不能说盈利事业的人都转投资，或者业余时间转公益事业，这两个机构在一个楼层办公，所有的秘书都公用，这样不行，治理结构要分开。你哪怕回到家里太太、孩子愿意帮你做，这是后面要说的。二是要用专业团队，你项目的选择不要跟公司的营利事业直接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万通公益基金做生态社区，现在做了50多个，只有两个是抽样抽到万通，剩下都是别人的，包括万科的，这叫公益，是别人的事，是公共的利益、大家的事情。如果你说公益基金拿钱天天帮你打广告，这叫没有分开，瓜田李下分不清楚。我老开玩笑，很多人说委屈，你是委屈，进了天上人间上个洗手间出来，你就成坐台小姐，这件事你想说清楚非常困难。你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你是对的人你也说不了对的话，因为你地方去错了。分开这件事，可能在目前来说，哪怕你刻意的都是必要的。
连杰创办壹基金，我们有意识放在公司里作为办公室。有很多的企业家说我们可以提供地方，但一提供地方，有瓜田李下之嫌。所以在地点、项目选择、人员，哪怕刻意的你也要分开。在中国，现在大家看问题的方法不是一致的、很理性的、持续的看，而是多种角度的看。刚才我看了一会儿凤姐的微博，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状态社会也能够接受。还有一些很贞节的人，河北在抓贞节，大学生谈恋爱要被炒掉，几种价值观都有。分开这件事，我认为做得过分一些，比你含糊一些，对一个企业来说更好。
主持人：李先生，您对冯先生讲的刻意分开有什么看法？或者你觉得做得比较好的有哪些模式值得我们参考，往那个方向做可能能走出一条路。
李连杰：其实，整个社会的结构很难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从事工业此产这么多年，大约有3、4种模式。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很小型的企业顾不上企业社会责任，有一些刚刚起步有不错苗头的企业，他很希望通过公益慈善的平台打广告，出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盈利效果，同时告诉你，我是一个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挺精明，不能说全错，因为也没有法律规定说不允许。还有大型的企业，非常愿意把自己的社会责任放到整个公司未来的成长。这个，你可以看到，只要是有几十年、上百年的500强企业，他的定位非常清楚。他可以成为全球性的500强企业，就是他的社会责任非常清晰。这是中国很多大型民企、以及未来有雄心成长企业的定位也是这样的情形。
还有一种是中国企业的领袖，他们在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企业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所谓中国的第一代富豪希望怎么样通过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去建立起公众整个产业的平台，以及产业链的建成，去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这几条线都不能说对错，既然没有法律规定，也就没有太大的对和错，我们要允许大家在企业不同成长过程中有不同的生态。我很喜欢包容，我觉得允许。关键是在于您所工作的那个企业是什么类型，有多大的资本，你就要付多大的社会责任。你企业越大，公信力越强，你要长期的发展越难。冯总说得很对，比如我知道，盖茨当时要做基金的时候，巴菲特特别的第一个就是你要不要辞职，要不要全职做公益基金会？你全职我就把钱捐给你，这样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与微软分割。
第二是热门话题裸捐。我们喜欢把中国一个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裸捐，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非常唱反调，我说，这不适合中国目前的阶段。因为美国是工业革命200年以后领导世界的先进国家，在反思资本如何平衡回馈社会，和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对等。再一个，我们要非常清楚裸捐的游戏规则，裸捐，非常清晰，把你的财富留给子女10亿美金之后剩余的资产可以在有生之年捐50%或者100%，直到离开。别忘记这一点，媒体经常忽略了、抹掉这个“给子女留10亿美金”的结构。大家都宣传裸捐，裸捐是先给子女留下10亿，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几乎中国首付们、大企业们，没几个够资格裸捐。因为您的资本还在股票、资产所有的资产上，您的公司再大，几百亿，您占的股份马上套现，公司的股指就跌，您的资本留给孩子10亿美金再做慈善就是伪慈善。您给孩子留10亿才做？但西方是这样的，都把游戏规则设立得非常符合人性的发展。因为10亿以上的资产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带不走。但10亿以内，对我们子女、家庭要负起的家庭责任很重要。我不知道中国多少够资格，反正我不够资格。我那天讲话就说对不起，我不够资格裸捐。这个游戏规则一定要弄清楚，盲目的跟着第一个指标走，第二个基本的指标没有做，将来都是救助对象的话，将来社会的发展不是很有效。我们要学习整个过程中，我们要分清楚，不可能所有的中国企业一下子变成最高企业的标准，或者中国的民企一下子变成先进的、全球的企业。但是我们可以一直说，用30年走完人百年的路。不管是企业还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谢谢。
主持人：听起来慈善公益的事情还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如果还在挣扎求存，想都不想的。在很小的企业，他觉得不关我的事，我还在赚钱、求存阶段。有的企业做到一定的阶段，觉得形象很重要，他把盈利和公益结合起来做，两者间可能相辅相成，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在合法的情况下这也是双赢的结果。再往下走，再大一点的时候，要做到分开，因为那笔帐可能理不清。我们如何分开？这是冯先生所说的，如何更好的貌离神合，价值导向是一样的，在结构上、管理上、治理上可能是要稍微分开。如果再往下走、积累很多了，我们就可以走到裸捐的境界。这个可能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积累。每一个企业在自己的不同阶段量力而为，但整个社会的发展要我们积少成多，每个人在点滴上做，我觉得我们的线、面可能就可以建立起来。
听起来，好像是捐钱、筹款不是太难的事，问题是怎么把钱花得更合理，更可以看到他的效果？所以就变成在管理上，公益事业的组织架构、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上面我们要有更多的努力，不知道这方面三位有什么想法？商学院或者是整个的教育体系，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刘晓光：我特别希望将来的商学院有一个培养NGO领军人物的专业。像李先生说的，他的收入不一定很低，当然这是非常专业的。他会帮我们大的基金组织实施，来实现我们的项目。我们一层是项目官员、一层是管项目官员的NGO组织秘书长，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人。经济院校希望有专门培养NGO领导人的专业，他非常专业。将来，也应该给他一个合理的报酬。要不然他也有问题。
从阿拉善的问题来看，很多叫项目官员，长期在草原、沙漠里待着，要组织实施项目的，这种人特别缺。另外，领导项目官员的人，也就是项目官员的核心人物更难找。
冯仑：：壹基金成立学院之后更多学校应该开这专业。我觉得刘总讲得很对，阿拉善换了三任秘书长，第一位是人文学者背景，第二位是国学专家背景，第三位是大型国企背景。经过阿拉善6年时间，现在第四任，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专门学NGO的。我们希望这次找对了人。这样，就使组织成长面临了很多弯路，每一个秘书长都有一套选择方法，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人才很重要。
万通公益基金是在阿拉善之后建立的，我有这样一个意识，所以我们一开始成立就通过猎头公司招了一个哈佛肯迪尼学院毕业的。这个秘书长现在也在协助其他的基金做事情，他一上来就非常专业，跟现在找的职业经理人一样，但价钱比我们营利事业的部门经理还高。就像连杰说，给到钱他就来了，而且他做得非常好，现在我们的基金会我完全能让它独立。首先是独立性，然后是公益性、专业性，你可以让它运作得很好。这种人才，我们国内没有。这些人才都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培养的，一些商学院也有这样的培养。我特别建议商学院和壹基金公益学院对口来建立一些专业课程，请这些国外的教授、现在国内NGO当中有经验的秘书长，包括一些企业界、其他政府管理部门，一起在中国做一个开导、开拓性的工作。刚才连杰说了，美国从业人员里面，有10%的在NGO组织里面做。我们这么大一个经济体，20年后可能成为最大的，我们的就业当中，可以有无限大的空间，使中国公民社会正常的发育、建立更好的法治体系和社会管理的机制。所以更建议工商学院和壹基金学院合作。
李连杰：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大家也知道，但我也很骄傲，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做了大胆尝试，就是成立壹基金和北师大的公益研究院，这是一个专门对慈善的公益研究院，并且有本科生的学位、硕士、博士。我心中的梦想是5年、8年之后变成壹基金的一所公益大学。因为只有大学，才能够为未来20年为那10%的非牟利组织提供管理人才。研究院结构成立之后，第一批合作伙伴就有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及世界顶级的商学院，他们觉得非常了不起。他们说，整个社会责任这块都是西方在商学院里一个系、一个必修课程，没有想到中国已经为公益慈善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院，并且有学院体制。他们非常愿意提供各种的数据作为研究的平台教育。虽然是我们很大胆的成立一个年轻学校，也希望得到商学院和企业家的大力扶持和支持。今年我们第一期的公益慈善领袖培训来了，我们准备报名的是25人。第一期来44人，全部都是中国基金会的秘书长，非常了不起，包括青基会、妇女基金会。他们觉得音响中慈善公益事业，基本上是在体内内、企业内不是最优秀的那批人放到社会福利这块了，没有人认为我们是值得尊重的专业学者。他们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专业学者，也有学位，以及他们的待遇、他们未来的空间。这个东西，中国已经走了先河，我希望这个研究院，未来可以培养出专业的领袖，包括国有大型基金和私募基金和NGO组织的专业人才，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可以支持为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非洲、中东、亚洲的培养研究人才，为他们提供免费学习和他们的公益培养。我们在成长，其实我们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如果每个企业负责1、2个人，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培养了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公益慈善专业人才。专业人才没有，就像卡札菲打仗，一方没有组织，没有专业系统的组织和有系统的军队打。公益战线需要的领袖人才非常多，20年后的中国可能出现很多私人电视台、私人医院、私人教育机构、私人杂志，很多的老人培训中心、老人福利养老，很多组织都需要非牟利的组织承担，人才培养非常重要。
主持人：我觉得，中国人才还是挺多的，首先是人口多，人才也多。包括前面说了，有些人做了一下觉得不适合，当然开始还是挺有心的。对人才的要求有哪些？MBA的同学，进了MBA就像刚才说的哈佛，20万的学费，我要先把我的学费挣回来，还要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有这样的阶段。他要做这样的公益事业，可能和他个人的需求要结合起来。对公益学院的学生素质要求是不是有一些条件？
李连杰：中国没有很清晰的从业人员游戏规则，比如人工、待遇，其他行业可能都有，公益慈善事业我们道德审判很严重，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束缚性很大的。比如刚才冯总说的问题，我也考虑过，比如壹基金为什么要把办公室放在企业家那里，减少成本。如果我租一个可以装10个人，一年60、70万租金，媒体不会报道？壹基金每年花60万租办公室，成本应该给老百姓的，为什么这么贵？我们租到偏远的郊区，因为没有人上班，而且你没有办法和企业对接，没有办法和商业伙伴探讨合作机会。我们希望3、5年尽可能的分离，但是企业家愿意提供，有中国特殊环境的需求。倒回来讲那颗心，人有没有我要回馈社会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哈佛和麻省理工讲的时候，我说这么多华侨、这么多热爱公益慈善的留学生，我们通过网络建立一个学院，大家有多余的时间提供给公益组织，那是很大的资产。因为你们学的商业管理，学的专业知识。如果学生间可以自己建立一个平台，跟壹基金有一个网络上的互动，把你的专业知识提供给一些NGO组织作为他的定位、目标，中期目标、长远目标，这都很容易，这就是回馈社会的一个方法。并不需要完全靠金钱，金钱是标准，心无价。比如按照以往我做的经验，大家说企业领袖捐多少钱？我说，你知道吗？他的时间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如果他们愿意参加座谈会，这需要多少钱？用他们的能量改变社会的责任，那不是资本可以买回来的，是他们对人类社会的一种责任。不需要把慈善公益完全挂钩，也不需要做不实际的设想，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很理性的做到个人的责任、家庭的责任，才到企业的责任、未来的责任。如果愿意做一些事情，不用问别人有没有办法，你一定有办法，通过网络做一些事，提供专业知识给NGO，这是金钱买不回来的。你的时间就是金钱，你的专业知识也是金钱。
刘晓光：培养这样的人才有三条，首先这样的人才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要不然他不愿意做，也做不好。第二，商业或者经济学的知识他也应该是很优秀的，因为所有的公益项目是项目，是模型，需要财务知识、需要运作知识、需要发现项目的知识。昨天我在井冈山写了微博，中国革命都有模型了。一个微博说井冈山是国际风险投资的结果。NGO做的环保、公益、社会责任的事，都是具体化的事，都是有模型的，要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的知识，所以有理想、有责任感、又有专业知识。第三，要能在人力资源上很有办法的人，因为涉及到募集资金，对社会他有一种演说、融合能力。我和冯仑在纽约，纽约的合作组织都是纽约最好的企业，他们每天要贡献点时间，一个月有规定，至少一个月几天要贡献给公益事业。我们和美国大自然组织合作，他的理事长是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我看了他NGO组织队伍，人才非常专业，很多是从毕马威、从德勤转过来的。培养这样的人才可能将来也有一些标准和尺度。
主持人：在座都是商学院的学生，一是有没有社会责任、二是有没有管理知识，第三是有没有办法？在座有没有愿意为公益事业工作？
很多，非常好。
听了三位嘉宾的讲话，接下来是自由提问的时间。
提问：我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一个私营企业不大，有心想做公益事业，你们有什么建议。想告诉李连杰先生，中学以前，我一直留光头，目标是五向少林寺进发，也不是说多大的功夫，少林寺是护国寺。年初我看到报道壹基金的问题，我想，是不是做慈善事业也会遇到一些政府某些官员，他会不会觉得你抢了我的饭碗，揭了我的短？虽然你在北京北京出生，你买了冯仑先生的安居房，但不给你户口，所以你孩子不能在北京上高中、不能考大学。
李连杰：企业怎样回馈社会？我觉得还是心。如果你想，我怎样追一个女孩，因为我要结婚。如果你有心还是有机会的。怎样回馈社会？只要你想“我应当回馈社会”，一定有方法。这要根据你的企业能力和企业成长不同阶段去想方设法回馈社会。
我一直说，鼓励个人做慈善，鼓励企业做公益，企业有能力把资源分配，公益长远的目标做好。鼓励员工更加的帮助社会个人回馈，是一个感性多一点、理性少一些。一个是理性多一些，感性少一些。
第二个问题，我又没有这个又没有那个的时候，我不知道德莱修女有什么有什么，我不知道贫困山区有什么感人故事，他们有什么还帮助别人？让普通农民子弟像比尔盖茨一样帮助别人不可能，但是你有能力帮助自己身边的人，根据你不同阶段发展再扩大。并不是因为如此我就不能帮助别人。我一直说，每个人一个月一块钱，每个人一个月一个小时帮助社会，你一定可以做到。我们帮你补习功课，这一小时我不收钱，其他时间都收，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只要您愿意，没有任何的事可以阻止您回馈社会的心。
提问：冯总，我是SKF的代表，我们公司是一家百年公司，一直在社会责任方面进行很多投资。道琼斯有一个道琼斯股票指数，还有一个道琼斯工业可持续发展指数，这方面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我们是国际性公司，有机会接触国外的客户、同事、供应商。大家一方面对中国发展很羡慕，另外一方面很多人比较担心，觉得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很短时间内会把全世界很多资源消耗掉，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是否会带来挑战？冯总是搞房地产开发的，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很快，据说全世界2/3的建筑都在中国，不知道这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冯仑：今天不谈房地产的事，但我可以讲一下房地产行业对社会责任的现况。目前在中国有6万家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目前在整个私人部门的公益捐款当中，房地产行业是最多的。在各种各样的NGO，特别是私募公益基金会的活动当中，按行业来算，房地产行业也是最多的。房地产最集中做的公益事业是跟环保有关，跟这个行业特性有关。目前国内在碳排放当中，每年新增的碳排放当中40%到45%，和建筑行业、和房地产有关。这也决定房地产行业更多和节能环保有关。最近，包括哥本哈根，包括坎昆，所有的会议当中去的民营企业都是房地产企业，其他企业相对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目前在节能环保，在公益和社会责任方面，房地产企业的“血管”里血液含量比较高，浓度不错。
提问：李连杰先生，我来自全球最大的青年组织。关于学生的NGO在您所说的NGO生产链当中的定位有什么看法？谢谢。
李连杰：我参加过中国500个学生会领袖和全球500个学生会领袖，学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是50年后的领导者，领导世界潮流，是中流砥柱。学生有很大的冲劲和梦想，但更多时候理想主义更多。我们是好人，我们回馈社会，为什么没有人支持我、没有人把资金给我？就像学生毕业，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工作机会，我很有能力。但公益慈善和企业一样，你怎么证明你的想法是值得风险公司把钱给你？不管是企业还是大型基金会，为什么愿意把钱交给你？你具备和其他公益组织什么不同的特点？我个人经常提醒年轻朋友，首先我们不管创个人的企业还是公益慈善，我们具备什么样的竞争力可以创造一些新的想法，得到大型基金会和社会企业的风险投资给我们。为什么要把钱给你而不给其他的一百个？自身的内功非常重要。
提问：刚才三位提到公益慈善，帮助有心脏病的人，这些人需要帮助。但比如公司里面刚毕业的大学生，80后员工，大部分人面临职业困惑，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知道自己将来干什么，这些人很希望得到帮助，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帮助这些人。
李连杰：公益慈善的范围非常广，我觉得中国刚起步，我们通过调查知道中国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像贫困、医疗、环保问题，大家觉得这是公益、是慈善要帮助的。像刚才您说的，都市现代年轻人面临的压力问题，包括我说了一个更极端的，犯罪人的家属和子女的问题，都是需要帮助的，包括文艺复兴、艺术品，人类有多少行业就可以延伸多少公益组织。我们要符合人类普遍认同的开始，如果你关注已经就业人群的基金，企业内部组织可以关注员工健康快乐的，但是要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你都已经找到工作，还有很多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你有问题，我更有问题。我们先找四大公司帮我们做调查，看大家最关注的几点，这可能是公众集体意识当中觉得最关注的，从那里做起。独特的要逐步发展起来。
刘晓光：这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本企业员工的幸福指数、业绩能力、将来的晋升，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要看企业家，企业的领导人怎样看待？用怎样的方式使员工在取得物质的同时还有很多的幸福感。现在的大学生竞争很激烈，不像80年代的时候机会多，当时很多人老了，我们进去做处长。现在很多年轻人到了企业、到了机关，想成长，但是竞争很激烈。
主持人：在座的都是商学院的精英、企业的精英，在周末的早上来到这里，表示对这个课题非常的有心。请三位嘉宾给这边学员一些鼓励。
刘晓光：商学院，如果培养不出好的商人，我觉得他不是好的商学院。第二，希望培养好的商人的同时，也希望能有一些特别热衷于中国或者世界公益事业的人出现。
冯仑：现在中国的慈善事业，相当于20年前民营企业的状况，刚刚起步，大有前途的事业。希望所有的同学、朋友可以积极的学习、参与和做出成绩。
李连杰：刚才的话题，您说的话题我看到了，包括最近和马云创建一家公司，是觉得中国60年中国国家发展，头30年注重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多，后30年对物质重视比较多，一直没有平衡点，就是物质、精神的平衡点。公益慈善是精神世界的平衡点，物质精神怎样平衡？我们创建公司，希望社会人健康快乐。
最后两句话：我们是不是一个称得上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知道责任、义务、感恩。用这个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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