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年我在复旦大学念研究生。78年我离开了中学,因为我1965-1978年都在中学做老师。我还不是一般性上课的老师,我是长期负责全校学生的管理工作,叫做“红卫兵辅导教师”,后来改称团委书记。
这是当时青年很有代表性的。他们在经文革以后心里确实,经历了很大的创伤,当时社会对他们的评价是“理想的真空”,就是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事实上不是这样,但当时社会对他们的评价是不公道的,认为他么事垮了的一代,而他们自身是很困惑的…[
详细]

对我来说很特殊,从年龄来讲我也是这一代人,但我又比他们早了一代,因为我做过教师,教育过学生,是帮助来执行这套愚昧做法的人。其实我的困惑比他们还厉害,他们有困惑还能发牢骚,我即使有困惑也得装出另一幅脸来教育学生。我不但根据报纸上的说法教育学生,还要有自己的创造。
他们想象的是在大草原上开着拖拉机,骑着骏马,在西双版纳里吃着热带的水果,结果到了农村不要说吃不上水果连盐都没有,希望都破灭了。但回来他们又不能说,说了就是反革命。有学生就跟我说“老师…[
详细]
从我们出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都生活在二元世界中。就是说这个世界要么是白的,要么就是黑的。革命领袖告诉我们要么是革命要么就是反革命。它就像在闸门里一直汹涌澎湃的潮水,一直汹涌但没有人打开这个门,但是这篇文章把闸门打开了,各种思想的潮水就冲出来了。
第一条:人要不要有自己的理想?要不要有自己的利益?是否要遵照党的安排?我当时说党要你做颗螺丝钉,我可以做。如果党叫你得诺贝尔奖,你能吗?如果你有得诺贝尔奖的才能,为什么党不让你发挥才能而要让你去当颗螺丝钉呢?…[详细]